讓歷史為文化說話

《中國文化史通釋》
作者：余英時
出版社：牛津大學
出版日期：2010年01月01日

對「中國文化」作系統的討論和研究，應該是西學東漸後才開始的。不是說中國人此前對自己的文化沒有講法。而是與西方及世界其他文化體系相對，講述屬於自己的獨特文化，則一定是近代才有的事。以前，文化是只此一家的中原文化，除此以外就是化外之民的蠻夷。那是有文化和沒有文化的分別，而不是不同的文化體系。當然，自西方文明挾船堅砲利，叩我中華大門始，中國人就漸漸明白中國文化原來只是世界文化的一部份。由此，一系列對於中國文化的熱烈討論也相繼而起。回首此段歷史，就知道中國文化的研究是起於民族危機底下的。梁漱溟在《中國文化要義》中說他要「認識老中國，建設新中國」，應該是當時很多討論中國文化的人的想法。

然而一般人都承認文化不容易研究，畢竟太過虛無飄紗。我們當然可以講風俗、習慣、歷史、社會制度，但這些就足夠嗎？特別是那些要告訴我們中國文化核心是什麼的人，他們是不願意埋首於這些深入考察的。看看討論文化的書籍，往往只見高度概括的講法，例如重感情、泛道德主義、家庭本位，以至服從權威、怕事、封閉、愚昧等等。先不論是褒是貶，這些講法都有兩大預設，分別是本質主義和化約主義。

因為本質主義，所以一兩個歷史事件就足以讓人下極重的判斷。在作者而言，中國人就必然是某個樣子，很難有什麼改變。對製造文明衝突論或有關文明的電玩的人而言，那的確十分方便，一切都簡潔分明。又因為化約主義，所以可以靠一兩個核心的概念去把握整個文化。以孝為先是因為家庭本位，服從權威又是因為家庭本位。難不成沒有現代科學、資本主義和自由思想又是因為家庭本位？

以一兩個概念把握一個文化自然是直接了當，但卻不能使我們見到事情的複雜面貌。要消解本質主義和化約主義，最簡單莫如讀歷史。讀歷史可以知古今之變，知道世界並非從來如此，也知道眼前的不會永恆。只要看看中國歷史，就知道中國人並不是從來一個樣子，難言本質。讀歷知又可以知萬事萬物各有其理，沒有單一的原因。不過讀史也會讀壞，就是抱著已有的信念，往歷史裡找證據，而不是讓歷史自己呈現。那所謂歷史只變成今日信念的附庸。

余英時是當代重要史家，一方面對傳統學問浸淫甚深，同時受現代史學訓練，對方法學非常認真。他認為歷史的研究一定要有事實的基礎，而且有一分說一分，絕不作過份的推測，更不可胡亂比附。《中國文化史通釋》雖然只是作者近年的文章結集，但也絕對附合史學的嚴格要求。從史家的立場出發，所有高度概括的講法都是站不住腳的。相反，我們只能從可徵的歷史資料中分析，就各個文化的面向作討論。本書收錄了十二篇文章，分別探討了思想、政治、商業、宗教、民間文化、文學、醫學、科學、藝術、科舉、俠各個方面。這種分門別類的文化史研究，與之前那些捕捉要義和概略的研究可謂大異其趣。作者十分強調不同文化領域皆有自主性，因此認為對文化的研究一定要有足夠的廣度，對應文化中的不同部份。但這並不表示不同領域各自獨立，互不相干。不同領域由於在時間和空間上共存，所以一定會互為影響。至於有多少自主，有多少相互影響，則要在研究中顯示。

例如討論明清商業發展時，我們發現當時的儒學思想也與之互動。一方面士商的界線開始模糊，有商人讀書考功名，也有文人做生意；另一方面，儒家學者也開始尊重商人的社會地位，於是有「四民異業而同道」之說，與以往士人抑商的心態迥異。同時民間文化也受影響。因為更多士人從商，讓社會上的閱讀人口增加，為小說提供了發展的條件。宗教上佛教與道教的改革鼓勵信徒入世修行，則為商人謀利提供道德根據。

正因為不作簡單的化約，不以一兩個概念把握整個文化，所以余英時的研究可以深入考察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，看出不同領域的互動關係。就此，中國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或彊化的典範，而是一個各部份互相激盪，活潑流動，生生不息的有機體。明夫此，我們才真正認識老中國。又因為文化是活的，所以我們才能開創新中國。

（原刊《書香兩岸》10年4月號）